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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金莎:第三节 思想冰河文化沙漠 蒋介石评传 李敖

澳门金莎:第三节 思想冰河文化沙漠 蒋介石评传 李敖 。陶希圣和陈诚、张群、王云五、王世杰等人都很熟。他当然知道,胡适骂他“荒谬绝伦”是事实。但他也熟谙胡适软弱、妥协的老毛病,知道胡适不会在公开场合和自己撕破脸。于是,就以装傻的方式,说那是谣言。只要胡适不辟谣,他就可以蒙混过关。这显示了他世故与无耻的一面。

一九五九年,三位美国学者在台湾实地调查教育文化状况,写了一篇报告,直指台湾是“文化沙漠”(culturaldesert)。台北的“学术权威”李济认为“旁观者清”,心有戚戚焉。他把这三位学者分析“文化沙漠”的成因,归纳为五条:
一、最初接收时,有些训练不够的人做了教授;二、大陆来的学人,精神颓唐不自振作;并且不少失去了读书兴趣的人以教书为临时职业;三、教育界五日京兆的心理,没有做任何长期打算;四、社会里、政治里流行的各种禁忌,因之思想的范围大大地受了限制;五、青年的学者不肯到大学来。(“文化沙漠”,《自由中国》第二十一卷第十期,页三O二)
其实,这五条之中,第四条是“纲”,其他都是“目”。“各种禁忌”,乃是政治高压的产物;在政治高压下,思想不仅受到限制,根本受到禁锢,以至于形成冰河状态。思想应该愈活泼、愈有问题愈好,因为活泼的思想才能产生创造文化的智慧,有问题的思想才能使文化进步与繁荣。然而在蒋氏父子的高压下,思想有问题是可以被枪毙的,有几个人敢惹“思想”,当然导致思想的冰河,而文化沙漠正是思想冰河之果。
蒋介石搬运了许多宝贝到台湾,除了国库黄金、故宫国宝等等之外,还有完整的国民党特务。军统、中统之名虽已消失,但其实体更为集中,由蒋经国一手掌管党政特务机构,所统率的特务人员一开始就有五万余名。蒋家的特务到了台湾之后,地小权大,更由于“戒严令”的配合,布下天罗地网,其得心应手为大陆时代所未有。何况作为特务头子的蒋经国,更远非大陆时代的戴笠可比。蒋介石与戴笠只不过是主仆关系,而与经国有父子关系,岂可同日而语?于是特务势力在太子的管辖与指挥下,笼罩全岛。至于一九五O年七月公布的《中国国民党改造方案》,名为“改造”,实系“集权”,把权力更加集中到蒋氏父子手中。至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五二年十月召开时,“改造”完成,除蒋介石当然连任总裁外,蒋经国已跻身中央委员,名次仅在陈诚之下。
蒋氏父子初到台湾时,惊魂未定,草木皆兵,为了他们的“安定”,杀戮尤惨。政工干部学校出身的江南在所著《蒋经国传》中,有颇为具体的透露,如谓:
位于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取代过去南京雨花台的地位。据执教东京立教大学的戴国辉说:“我当时在南海路的建国中学念书,有天我看到一辆卡车,载着七八位犯人,双手背绑,口用白布扎着,大概怕他们声张,一忽儿,传来枪声。我心里想,他们做了革命的烈士了。”翻开五十年前半年的《中央日报》,“匪谍××等数犯,昨日枪决伏法”的标题,一周出现好几次。以“匪嫌”名义,送往青岛东路军人监狱、台东绿岛,或用麻袋捆扎,未经司法程序,丢到海里喂鱼的,不计其数。台北的一位化学工程师陈天民,江苏靖江人,因为出言不慎,告诉投奔他的乡亲们说:“台湾都快解放了,你们还来这里干什么?”经人检举,判刑十五年。陈当然不是“匪谍”,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的指控,充其量,不过是对国民党的统治前途失去信心而已。诺贝尔奖金得主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女士,和儿子李崇道(后来曾担任中兴大学校长)因在淡水家中,留宿一位广西大学时候的同窗,卒以“掩护匪谍”,锒铛入狱。
此一“恐怖世界”即为蒋经国指挥下特务们的“杰作”。在“恐怖世界”里,朝野诚惶诚恐,以蒋氏父子的马首是瞻。特务势力是蒋介石在台湾的权力基础,是蒋经国继承权力的阶梯。
在此一背景下,任何“左”倾思想固然十恶不赦,格杀勿论,连温和的自由主义与民主思想,在蒋氏父子控制下的台湾也绝无容身的空间,其荦荦之大者,就是发生于一九六O年的雷案。雷案的主角雷震字儆寰,原是老国民党员,大陆撤退来台后,与一些拥蒋的自由派分子如胡适、毛子水等办了一份以《自由中国》为名的半月刊。胡适在赴美的船上还替这份杂志写了发刊词,并由胡适担任发行人,后由雷震继任。《自由中国》这一名称是很好的宣传,以别于大陆上的共产中国,许多人便把台湾称作“自由中国”,其实蒋介石的台湾既不“自由”亦不“中国”?选更具讽刺性的是,蒋介石终于把《自由中国》扼杀了,判了雷震十年徒刑。
《自由中国》的宗旨,原是要“支持并督促政府走向进步,逐步改革,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蒋介石在嘴巴上绝对不会反对“自由民主”,但骨子里关切的是巩固权力以及替儿子接班铺路,而这种“关切”往往与自由民主不搭调。《自由中国》的一个主要笔杆子殷海光,原来也是国民党员,后来成为罗素的信徒,大唱英美自由主义思想,自然与封建独裁的现实相扌干格,逐步增强对现实的批评,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各个层面。一九五四年,《自由中国》批评到蒋经国的“青年救国团”控制青年学生,蒋介石“勃然大怒”之下,于是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亲自开除了雷震的党籍(见《雷震回忆录》,页三六〇),雷震被迫成为党外人士。
《自由中国》在蒋氏父子特务势力的阴影下,生存多年,主要利用了蒋介石为了讨好美国而打出的“民主”招牌,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以“言论自由”之矛攻“党化教育”之盾、以“自由经济”之矛攻“金融管制”之盾、以“多党民主”之矛攻“一党专政”之盾。一九五六年十月是蒋介石的七十大寿,《自由中国》又利用了蒋氏“婉谢祝寿”、“均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的声明,出刊了《祝寿专号》,对蒋介石个人提出直率而又剀切的建议和批评。专号的社论更明确地劝蒋不要违宪连任总统,并要求党部退出军队,使军队国家化。
面对这些挑战,蒋经国直接控制的国防部总政治部发动了“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运作,《自由中国》的台柱胡适尤成为“攻击”的大目标。……胡适在围剿声中,感到回台湾比留在外国更重要,遂于一九五七年年底答应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参阅《胡适致赵元任函》,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八日)院长一职是由蒋介石圈选的,蒋任命胡为台湾最高学术机关的首长,未尝没有以“高官厚爵”笼络之意,使胡多少有所顾忌,最后胡适果然未能以“去就”争“自由”。
《自由中国》的命运也未因胡适于一九五八年四月回台长住后得到改善。特务们反而由“围剿”进而迫害,而胡适竟要《自由中国》的执笔者多“容忍”,引起殷海光的不满。雷震则在胡适回台以及美国舆论的鼓励下,更向民主的方向迈进,进而要想组织反对党了。至此,蒋介石不再顾民主的招牌,撕破脸皮,命特务制造匪谍案把雷震抓了起来。雷被捕后,胡适不肯主持组党,其他的人在齐世英的影响下主张“稳健”,新党遂胎死腹中。蒋介石达到“杀鸡警猴”的目的。
雷案发生的时候,胡适正在美国,曾公开支持雷震。他回台湾后,蒋介石故意冷落他,农复会主任委员蒋梦麟比他晚回来,却先见到蒋,而胡适却得在“不谈雷案”的约定下,才见到蒋。蒋平常与胡适见面,通常是两人密谈式的,这次却是秘书长、秘书、副官全在的官式谈法,显然是有象征意味、表示有距离了。但是见了面,胡适仍然忍不住要谈雷案,很诚恳地想说明雷案如何在外国产生“很不好的反响”,胡适在一九六O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日记中说:
总统说:我对雷震能十分容忍,如果他的背后没有匪谍,我绝不会办他。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反共救国的政府,雷震背后有匪谍,政府不能不办他。我也晓得这案子会在国外发生不利的反响,但一个国家有它的自由、有它的自主权,我们不能不照法律办。这是他在九月十四日对美国西岸报人的谈话,今日重说一遍。
这最后二十五字,写得极见内功?选不温不火,但把蒋对他的态度,画龙点睛了。为了雷案,他显然被蒋介石“见外”了?选不过,胡适在蒋面前一再“盼望此案能够司法审判”,未免书呆?选军法或司法审判,在国民党内定判决结果下,又有何不同?又有什么好争的啊?胡适对蒋介石苦口婆心,而蒋介石居然说:“胡先生同我向来是感情很好的。但是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们政府。”胡适听后,激动了起来,说是话说重了,在这天日记中,犹情见乎辞。胡适“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始终不渝。他早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蒋政权危急时,力求美国支持蒋作战,且在美国人面前流了泪(见司徒雷登函载Rea&Brewered.,theForgottenAmbassador,P.292),有点像秦廷之哭。如此拥蒋使他根本没有多少旋转余地,却有无限伤感。他对国民党和党外,都有雾里看花的一派天真。中国政治中像他这种有地位的清客,最后是及身而绝了。最可怜的是,以他最后的苦口婆心,竟连一雷三毛都不能救,他的悲哀,也就可想而知。“雷案”发生后,胡适应该以不回台湾为抗议、以辞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为抗议,这样多少会给蒋介石一些压力。但是胡适回来仍做他的院长,甚至不便去探雷震的监,终于在蒋介石的权威下妥协了。胡适写文章喜欢宣传黄以周“实事求是,莫做调人”的立场,但他自己,却始终未能免于“调人”之讥。
《自由中国》被封闭之后,言论自由更无一点空间,怎么又冒出一个轰动一时的“文星事件”呢?文星书店是一九五二年创办的,《文星》杂志是一九五七年创办的。在《文星》杂志创刊后的前四年里,它只是一个正派而普通的刊物,成绩平平。真正的突破,在李敖进人《文星》以后,自此四年中杂志变色、书店改观。在李敖影响之下,《文星》主张中国走现代化的道路,它的自由、民主、开明、进步、战斗等鲜明色彩,表现在《文星杂志》上、《文星丛刊》上、《文星集刊》上,以及其他大量的出版品上。《文星》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在挖根上苦心焦思、在寻根上慎终追远、在归根上四海一家,定向方面的成绩,实在是思想冰河中的异数,文化沙漠中的奇迹。就这样的,《文星》成为《自由中国》杂志以后,官方眼中钉的递补者。在封杀《文星》的手法里,最耐人寻味的,除了照例扣红帽子外,更利用一批出身共产党或出身左派的人儿,去罗织《文星》。没问题,硬挑出问题,叫做“罗”;罗出问题再予以串连成罪状,叫做“织”。就在这种罗织作业下,《文星》的被迫陨落,也就指日可待了。
最有趣的是,当国民党中常会上,小人们向蒋介石报告《文星》闹事应该严办的时候,蒋介石说:“把萧孟能、李敖先给党纪处分。”小人们再说:“但萧孟能、李敖不是党员。”蒋介石说:“萧孟能的父亲萧同兹是啊?选要萧同兹负责?选”萧同兹在国民党里的老面子,延缓了《文星》之被消灭,并不能使《文星》免于被消灭。大祸临头像一张禁网,它是慢慢扣下来的。先是开始查禁《文星》第九十期,那只是一个动手的讯号,杀戒一开,自然就有好戏看。“杀身之祸”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间筹印《文星》第九十九期时发生的。查禁命令,内容洋洋大观,《文星》被停刊一年。但这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处分,骨子里,处分却是更严重的,那就是蒋介石下手令:“该书店应即迅速设法予以封闭。”在这一手令下,《文星》被封,就在眼前。不过,《文星》的问题是李敖,如果李敖与《文星》脱钩,《文星》仍然有救。在此一“希望”下,在蒋介石秘书长张群的“党党相护”下,萧同兹向蒋介石上了报告,“为《文星》杂志办理不善,受有停刊处分,为免于被外界利用,致产生不妥倾向,拟即由同兹负责整理,谨报请鉴察”。萧同兹的报告措辞谨惟,虽为《文星》上报告,却处处站在蒋介石利益进言,所谓“为免于被外界利用,致产生不妥倾向”、所谓“近闻海外有‘左’倾分子托于言论自由之说,阴有支援文星,亦恐因此影响政府之威信”等等,都是站在这种立场进言的。报告文字洗炼,是出于李晋芳之手,再经黄少谷改正过的。这种文字,再经张群过目后,认为可以打动蒋介石,于是张群就附上相应的签呈,张群的签呈和萧同兹的报告送到蒋介石面前后,蒋介石在张群、萧同兹、黄少谷、黄杰四个人的老面子下,基于他自己的利益,终于网开一面,批示“可如拟试办”五个字。于是张群得令于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六日,以“极机密最速件”,写信专送给萧同兹,报告佳音。就这样,《文星》由萧同兹“老年人接青年人棒子”,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由萧同兹出面来挡,使《文星》度过险境。但是到了一九六七年,《文星》杂志停刊一年处分已满,依法原可以自动复刊的,但是二月二十三日,国民党中四组以“五六宣五OO三七”号密件致萧同兹,说是“据有关方面会商结果,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文星》杂志不宜复刊”。于是,就在党的命令超过行政命令下,《文星》杂志永不复起。这就好像先用行政命令把你打昏,然后再用党的命令把你杀死。蒋介石纵使一时看老同志的老面子,放过《文星》,但蒋经国率领的一批政战系、情治系、党政系的人们,绝不放过《文星》。因此,萧同兹虽“心力交瘁”的挽救,《文星》改组仍不会成功。拖到一九六八年,官方终于忍不住了,首先,官方开始在税务问题上面找《文星》的麻烦,希望能够查出逃税漏税的证据,用做借口。不料,《文星》早防到这一着,税务机关追查之下,竟发现《文星》连卖一张报纸,都会自动开发票?选在这种简直无懈可击的情况下,官方除非走栽赃嫁祸的路,也就别无他法。于是,官方决定硬来了。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的下午,警总纠合各路人马,突击搜查《文星》资料室。三天以后,萧同兹座车开始被跟踪;第四天起,《文星》书店门口有“计程车”两部及便衣多人驻守不去。情势发展至此,可见蒋经国他们的确不经过张群,“直接上报而要径自执行”了。萧同兹感到“与人刃我,宁我自刃”,就在二月五日写信给张群,“惶悚待命”了。萧同兹不愧是老于世故的,明明是你蒋介石两面做人、逼我关门,可是我绝口不提一个字,反倒字里行间,哀哀请求你恩准我自我结束。张群收到信后,只好转呈蒋介石,蒋介石批了一个“阅”字,意思是说知道了,你就去停业吧。于是,苟延残喘了两年的《文星》终于还是难逃一死了。
虽然蒋介石那边决定了《文星》停业,但在蒋经国这边,却照旧一不做二不休开始抓人,以期把案子落实。在《文星》宣告结束的广告与海报出现后,《文星》读者为了抢购、为了抗议,也为了惜别,天天挤满了书店,买个不停,场面之大与声势之壮,也足欣慰,令他人胆寒。到了三月三十一日晚,是《文星》最后一天,正赶上星期日,整日书店挤得水泄不通,其中甚至有国民党大员如陈建中等,也混进来买书而去。十点后萧孟能亲去书店,在慰问中陪读者度过了最后的两小时,到子夜十二点,正式结束。这时书店门口便衣与“计程车”很多,一个特殊身份的“客人”,一直陪到最后,临出店门,还在橱窗前看了好一会儿才走。
星沉之后,《文星》风潮的动力李敖,被封笔、被跟踪、被监视,最后因彭明敏案被诬指为“台独五大中央委员之一”而入冤狱五年半。李敖入狱之前,作家柏杨因刊登大力水手漫画,被指为讥刺蒋氏父子而入黑牢。柏杨原是蒋经国文学侍从之臣,根本无意逆蒋氏父子之鳞,而李敖则是存心对着干的。可见在蒋氏父子眼里,无意也好,有心也罢,只要冒犯了圣颜,就得由特务来收拾,打入黑狱,滥施刑罚来以儆效尤。
由此可见,《文星》虽由老国民党员萧同兹来接管,仍然不行,亦就不足为异了,因为赶尽就要杀绝。有人以为雷震若仅书生论政,不去组党,不会出事,亦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胡虚一已举证说明,组党之前,蒋介石就想以高价收买《自由中国》,然被雷震所拒,已触蒋氏之怒(胡虚一《雷震与蒋介石交恶述源》,载《清算蒋介石》,页二七七至二八四),所以不组党还是会被封。《自由中国》反对蒋违宪连任,就会被消灭。组党不过是冒犯之一,任何冒犯都会导致同样的命运。
蒋介石从一九五O年三月一日复职起,到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死亡止,前后二十五年之间,他的总统身份,都是非法的。即使蒋介石以强势在一九五O年三月一日复职后,非法总统干到一九六O年,还是出了大问题,因为“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七条明定:“总统副总统之任期为六年,连选得连任一次。”可见纵使一九六O年以前干的都合宪法,一九六O年到了,既满了两个六年,也不能再超过“连任一次”的限制,也得下台。但一九六O年将届,蒋介石再变花样,以使国大代表加薪到和立委相同等贿选手段,由非法的国民大会通过了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修款案,竟通过“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之限制”。一九六O年三月十一日,蒋介石公布了这一条款,十天以后,他就凭这一条款再干上第三任“总统”,以后如法炮制,至死方休了。
在蒋介石一连二十五年的非法总统过程里,一九六O年的一次,是个重要关口,因为这次违宪,比复职那次违宪还明确,照台湾“宪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根本没有第三任,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包括胡适、张君劢等海内外有识之士,十目所视、十指所指,都不赞成蒋介石再连任,所以蒋介石悍然违宪,必须要费一阵手脚。蒋介石在头一年召见钱穆,问以“此次选举,汝是否有反对我连任之意”,就是全盘手脚中的一个小动作。钱穆在蒋介石追问下,挺不起腰杆,否认此事。蒋介石“随即起身向书架取书”,要用书证明钱穆的否认不可靠。钱穆当时即连忙说:“总统勿再检此书,应是我民国三十九年初到香港时所写向政府进忠告,并非为选举总统事而发。”当年钱穆的文章题为《反攻大陆声中向国民政府进一忠告》,登在一九五O年四月二十日香港《民主评论》第一卷第二十期。统观全文,钱穆谈到的,纵全做反对连任解,也不过希望蒋介石功成身退而已。但是蒋氏猜忌之心,居然会在近十年后突然迂回而至,来兴问罪之师。当然,钱穆对蒋介石功成身退的希望,原是一种马屁,第一次假定在抗战胜利后,第二次假定在反攻大陆后,后者尤属一种天方夜谭。但是,纵属假定,蒋介石也是不高兴的,他的素性是大权在握、至死方休的,你叫他“适可而止,急流勇退”,他就会给你颜色看。所以,一九五九年九月召见那一次,钱穆虽以逊谢之态,一再解释,但蒋介石“屡颔首,不做一辞”。最后,虽“已届午刻”,却连一顿饭都不赏钱穆吃。这种小动作,看破以后,都是有文章的。
蒋介石撤退到台湾,不能说不痛定思痛,然而他的“痛定”是并非民主不够,而是独裁不足,张群先意承旨,早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六日在总统府大礼堂召开的行政院设计委员会上,公然指出宪法必须修改,陈诚还补充说,“当年结束训政与制订现行宪法因受党外影响”,回到大陆后可研究仍采用训政。最后决定“权在总裁”,做最后的决策,日后一再违宪连任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蒋介石发表了《中山楼中华文化堂落成纪念文》(收入《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三册),大唱发扬中华文化的高调,国民党人群起附和,称之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此一运动是否复兴了中华文化呢?
事实上,文化其名,政治动机与目标其实。从此一运动发生的时间就可以知道,那是针对毛泽东在大陆上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来的。毛要革文化的命,蒋就要复兴文化给毛看,基本心态就是如此。只是孤岛上的草山老人,力不从心,隔岸观火,杯水车薪而已。
蒋介石倡导的“文化复兴”,其政治性是十分明显的。他本人就毫不隐饰地把中华文化与三民主义挂钩,把孙中山与中华一贯的道统文化挂钩,更侈言:“今日复兴基地之台湾省,实为汇集我中华文物精华惟一之宝库。”(《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三册,页四二三O)在蒋介石的政治号召下,全台湾各界人士热烈响应,于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在阳明山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通过推行纲领与组织章程,并请蒋介石为会长。一呼百诺,又略见法西斯的臭味矣。
中华文化并没有在文化沙漠中复兴起来,由于复古意味较重,也不可能复兴起来,更与现代化运动有碍而少益,倒是可以勉强称之为反毛反共运动,或重振三民主义运动。蒋介石希望这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运动,但是像当年的“新生活运动”一样,昙花一现,无疾而终。如今蒋氏王朝终结之后,连三民主义都要被取消了、连中国文人都要被视为外国文化了,文化复兴运动之无根,可见一斑。
总之,在政治高压下、思想冰河里、文化沙漠上,蒋介石为所欲为,死而后已,无人可以阻拦。在父亲的荫庇下,蒋经国一再高升,由主任而后部长、部长而后院长、院长而后总统,似乎是水到渠成,实际上莫不是刻意的安排。

  果然不久,吴忠信、张群、朱家骅等便先后来找我,他们不敢明言要我劝蒋复职,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当前局势紧张,希望我拍一电报请蒋来渝坐镇。其实,蒋一直在飞来飞去,向来不需要我敦请,现在何以忽然要我拍电促驾呢?他们辞穷,便隐约说出希望我声明“引退”,并参加他们“劝进”。当吴忠信仍向我叨叨不休时,我勃然大怒道:“礼卿兄,当初蒋先生引退要我出来,我誓死不愿,你一再劝我勉为其难;后来蒋先生处处在幕后掣肘,把局面弄垮了,你们又要我来‘劝进’。蒋先生如要复辟,就自行复辟好了,我没有这个脸来‘劝进’!”他们见我态度坚决,才不敢勉强。《李宗仁回首话当年》,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只是由于李宗仁不愿让位,蒋介石这才无法“复辟”。  

胡适的理由是:蒋介石如出任第三任总统,即等于修改了宪法,而1958年12月23日,蒋介石在“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上言之凿凿地宣布:“我可以代表中国国民党,代表政府来说,我们不仅是没有修改宪法的意思,并且反对修改宪法……”当时海内外人士都认为,这是蒋介石不再连任第三任总统的郑重承诺。1959年12月23日,蒋介石又在“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第六次大会上再次强调:“我们维护宪法的有力行动,实莫过于光复大陆。我们光复大陆的武器亦莫过于尊重宪法。”

胡适这番话让蒋介石的追随者们大为光火。第二天,《中央日报》在头版刊发新闻,与胡适倡反调:

  在蒋介石回台北前三天,国民政府迁至台北。不过,此时的国民政府,只有行政院,而代总统李宗仁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附设的长老会医院。蒋介石虽然是台湾的实权人物,是“非常委员会”主席,是国民党总裁,但毕竟是下野总统。一国无总统,总是“名不正,言不顺”。蒋介石早有复出之意,无奈,总得由代总统李宗仁主动让位才行。可是,李宗仁却怎么也不肯让位,甚至把蒋介石的复出称为“复辟”。据李宗仁回忆,蒋介石的复出计划,早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便已开始进行了:七月间,我还在广州的时候,黄埔系将领及蒋夹袋中的政客,已有请蒋复职的企图,然那时尚无人敢公开提出。抵渝之后,情势便迥然不同了。他们认为广州既失,我已堕入蒋的瓮中,可以任其摆布了。这时,CC系和政学系控制下的报纸,对蒋已不再以“总裁”而径以“总统”称呼。我深知蒋已呼之欲出,不久便要“复职”了。 

一、由于国内外情势的演变,国民大会第一届第三次会议的召开、进行及其结果,不仅是施行十一年来的民主宪政受到考验,同时也考验了有关法统的诸般事实,对于如此严重的问题,似应慎重正视,免贻后患。

按“中华民国”的宪法,到1960年3月,将选举产生新一届总统。此时的蒋介石已在1954年连任一次,若再次连任,就违背了“宪法”。

  三月十三日,蒋介石在“革命实践研究院”讲话时,谈到了他三次复职的经历:“我每一次复职时所预定的目标,亦无不如计完成。我在第一次复职以后,不到八个月的工夫,北伐即告成功。第二次复职以后,虽然经过十四年的长期奋斗,但终于促使日本投降,达到了我们雪耻复仇收复失地的目的。现在是第三次复职了,这一次复职以后,我们革命的目标,是恢复中华民国,消灭共产国际……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完成我第三次复职的使命。”  

澳门金莎,二、希望能以和平、合法的方式转移政权,成立新政府。人人认为应当,而鸡犬不惊者,谓之和平。不违背宪法,犹能树立民主政治之楷模者,谓之合法。

胡适和陶希圣的这次冲突,引而未发,终不了了之。不过,这次冲突却有助于我们对两人作进一步的认识。

  李宗仁在美国,倒是真的动了手术。据其自云,是“割治十二指肠”,“恢复甚快”,“一九五○年一月间,我身体已大致复元”。一月二十日,李宗仁出院仍在美国居住。台北的监察院连连电催李宗仁回台,李宗仁不愿回去,但又不愿让位。  

同年11月,他又请有关人士向蒋介石转达了四点建议:

他说,这一届国大可以两次选举总统吗?我说,当然可以。此届国大召集是民卅七年三月廿九日。总统任期到明年五月二十日为满任,二月廿日必须选出总统与副总统,故正在此第一届国大任期之中。

  从此,蒋介石到他死去,一直连任“中华民国总统”,成了终身“总统”:蒋介石是在一九四八年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按照《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六年。一九五○年三月,他尚在任期之内,只是由下野变为复职重任。一九五四年,六年期满,蒋介石连任第二届“总统”。  

然而事实证明,蒋介石的上述承诺是靠不住的。1959年1月15日,台湾《联合报》发表大法官史尚宽的文章,说“有赖于蒋总统之领导,故非修改宪法不可”。同年4月25日和5月2日,美联社台北电讯透露台湾“官员”谈话,说“蒋氏一生不应被任何人替代”。1959年10月10日开始,起自年初的“修宪连任运动”掀起新高潮,“国庆”游行变成了“效忠领袖”十万人大游行。同年10月14日,胡适乘机从美国飞抵台湾,在机场回答记者提问时直截了当地说,“纽约华侨无人拥护修宪连任”。

他说,请你早点回来,我是最怕开会的!

  一九六○年,又六年期满,而《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一次。为了使蒋介石连任“总统”,“国民大会”通过了《临时条款》:“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之限制。”据此,蒋介石连任第三届“总统”。  

来源历史网lishiqw.com

然而,胡适也有其软弱、妥协的一面。一方面,他对蒋介石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痛快淋漓;另一方面,他仍然坚持在道义上支持国民党政府。在公开场合,极力维护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面子。

  二月二十五日,“监察院”弹劾李宗仁。  

四、如果国民党当局或蒋先生个人另有其他方式,亦宜尽速而且明白宣布,勿使国人迷惑。因为蒋先生曾于四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上宣布不赞成修宪,却未说明他个人不连任三届总统。

既然暂时见不到总统,胡适请张群把几点意见转告给总统。要点如下:

  三月一日,蒋介石宣布复职,即复任“中华民国总统”。  

胡适预感到上述四点建议必将落空,有意辞去代表和主席团主席之职,未果。1960年2月7日,胡适在台北《自立晚报》发表谈话,再次表示反对通过修宪“而达成某一目的”。2月11日,胡适到伪国民大会秘书处报到。记者询问他对政局的意见。胡适无奈地说:“我今天已经报到了,还不够吗?”当时一些友人认为通过修宪使蒋介石连任已成定局,劝胡适承认既成事实,“相忍为国”,可不必再说话了。胡适自我嘲讽地说:“这里也有这里的好处,我有说话的自由,也有不说话的自由,——我可以享受不说话的自由。”

蒋介石公开场合也申明,不赞成修改宪法。在“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中,胡适说,我以无党无派的资格,举双手赞成总统这句话。胡适在这里其实是将了蒋介石一军:既然你不赞成修改宪法,那么,按照宪法规定,你就无法再次连任。可政客哪有什么原则。他不赞成修改宪法,却要违宪再次连任总统。于是,他的某个自以为聪明的心腹就放出话来,说,修改临时条款并不是修改宪法。提出这个自欺欺人的馊主意的,正是一向对胡适执弟子礼甚恭的陶希圣。

  蒋李矛盾,终于公开爆发。一九五○年二月二十一日,非常委员会致电李宗仁,限他三天内回到台北,不然就被视为放弃“代总统”职权。李宗仁拒绝回台。  

三、希望蒋先生从速明白宣布他的继承人。假如继承人能为国民党接受提名,而且经国民大会选出,则应全力予以支持,使能有充分施展及发挥的机会。如此,则蒋先生不仅在历史上将被视为华盛顿第二,而且在国际政坛上地位必逐渐提高。

胡适虽然对陶希圣不满,但他也不想把私下谈话公之于众,所以,他也对记者说了一番闪烁其词的话。大意是,本月五日他在陈诚家私人宴会上所说的话,传来传去,传变了质,关于这些,他不愿讨论。

  又据《临时条款》,蒋介石每六年连任一次“总统”。他在一九六六年,连任第四届“总统”。到了一九七二年,年已八十五岁的蒋介石,向“国民大会”发表了逊谢之辞:“本人已多年膺任此职,深感歉疚,谨郑重恳请诸位代表另选贤能,继承本人担任总统职位。”自然,“国大”代表们表示恳请。于是,蒋介石不得不表示“只得迁就民意”。这样,再据《临时条款》,蒋介石连任第五届“总统”。倘若他不死的话,定然会据《临时条款》,连任第六届“总统”。  

胡适与蒋介石的冲突,长期以来就存在。但在1960年2、3月召开的伪“一届国民大会三次会议”期间达到了高峰。1947年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共分14章,175条。其中第四章第47条规定:“总统任期六年,连选得连任一次”。蒋介石于1948年开始担任总统,至1960年已任满两届,长达12年,应该和平转移政权。据王世杰1960年元旦日记:“总统选举事,本党负责诸人似已内定于国民大会集会时,修改宪法之临时条款,将宪法上连任以一次为限之限制,暂行停止适用。在台湾,唯有胡适之曾直率托张岳军向蒋先生建言,反对蒋先生作第三任总统。”

后来,当张群把胡适的话转告蒋介石后,蒋说了两句话:“我要说的话都已经说过了。即使我要提出一个人来,我应该向党提出,不能公开地说。”

在最该据理力争的关键时刻,他往往选择了沉默,并美其名曰:“享受不说话的自由”。他一贯支持雷震支持《自由中国》,但当《自由中国》被整肃,雷震被捕入狱后,尽管他对媒体也频呼“大失望”,但却没有为《自由中国》事件向国民党抗议,也没有为老友雷震向蒋介石求情,甚至也没有公开发表文章表达他的真实看法。

既然《自由中国》的社论曾让陶希圣颜面扫地,他自然会动用手中的权力,将“纠正案”压下不理。

胡适指责陶希圣公开演讲,说临时条款不是宪法。其实,陶希圣早在1959年7月4日就在《中央日报》撰文提出“修改临时条款并不是修改宪法本身”。

2.希望总统公开表示,宣布不做第三任总统。

1953年1月16日晚,蒋介石宴请胡适,为胡适饯行,试探性地谈到关于总统连任的问题。当晚,胡适有这一段日记:

坐在一旁的张群则为陶希圣帮腔,说:“你的学生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就一般人的认识和了解,宪法是永久性的,临时条款既为适应动员戡乱时期特殊情势,当然是暂时性的。而永久与暂时之间,当然是有区别的。……”

从这段日记可看出,胡适认为,蒋介石连任总统,在一些细节上有违宪嫌疑。不过,令人奇怪的是,胡适后来出谋划策为蒋介石的连任解决了上述的“技术”难题。比如,经他建议,将出席代表之法定人数由半数改为三分之一。这样,即使代表人数锐减,国民大会也可照开不误。另外,他还发表讲话,说明在国家太平时期,第二任的总统副总统还是应由第一届的国大选举出来。

当记者就胡适骂陶希圣“荒谬绝伦”这件事求证陶希圣时,陶却一口认定,这是谣言,他对记者说:“我们应该维护‘北大’这位大师的尊严,不使其玷污于谣言制造者之手。”接着又转移话题说:“现在关于胡适先生的谣言是太多了,我们对付谣言的方法,就是不理。”

蒋介石谋求“三连任”

《公论报》还举出两位名人的话,证实胡适所言不虚。

一位是国民党元老潘公展,关于总统连任,他说:“……何况今天这些挖空心思,想要修改临时条款的一批人,他们的目的只在停止宪法第四十七条关于总统连选得连任以一次为限的条文在动员戡乱时期的实施。如此大事,岂容若辈用此偷税漏税的办法来实施?在这样舞文弄法之下,用来作为拥护蒋总统连任三届总统的根据,而犹可以掩耳盗铃,号召于众曰:‘这不是修改宪法’,不但欺人,而且欺己。尤其不可恕者,乃在欺骗总统。以爱护蒋总统者始,而以欺骗蒋总统者终。我固为他们不取,而以我之愚,至今还是相信,蒋总统必将不为他们所欺。至于人民团体雪片飞驰的拥护电报,不管如何声势浩大,都与法律无关。”

《公论报》随后发表文章《胡适之先生的话》,支持胡适。

胡适多次表明,他不赞成蒋介石再次连任总统。但当他意识到,蒋的连任态度非常坚决后,面对记者的追问,他就开始大打太极拳了。一次,有记者提到总统连任问题,他说:“今天大会开幕以后,曾有一位记者在车门前问我是否说过反对蒋先生连任的话,我承认两年前曾经说过,最近我并没有谈到这个问题;因为我重视的一件事是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旅居全美各地侨胞拥护总统继续领导。

胡适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也对蒋介石充满幻想。他总以为蒋能听他的劝,尊重宪法,放弃再次连任,让台湾的政治步入健康民主的大道。所以,他一再要求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安排自己见一次蒋。但张群却迟疑不决,他对胡适道出自己的苦衷,说:“我知道你要向总统说什么。如果总统话听得进,当然很好。万一听不进,胡适之也许不感觉为难,但总统也许觉得很窘。”

蒋介石当选后,胡适对记者发表这样的看法:“对蒋总统的当选连任,表示百分之一百的赞成,今后六年,是国家民族最艰难困苦的阶段,只有蒋先生才能克服一切困难,蒋先生肯负此项重大的责任,表示万分的钦佩和感谢。”

胡适不以为然,道:“如果蒋先生能明白表示他尊重宪法,不做第三任总统,那时他的声望必然更高,他的领袖地位必然更高了。”

另一位是监察委员陶百川,他直截了当地说,华侨们没机会看台湾的报纸,对台湾总统连任问题并不关心。

胡适和陶希圣的关系不算坏,但对他这个“修改临时条款不算修宪”的混账说法却极为反感。1960年2月5日,在行政院长陈诚举办的一次私人宴会上,胡适谈了几个问题:1.国民大会集会,距今只剩两周时间,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何以还未提出?2.国民党究竟谁当家?是由党中央全体还是党内最高领导人?如由最高领导人当家,那么,蒋总统多次强调反对修宪,党内人士应以此为准.3.我有一个“荒谬绝伦”的学生陶希圣,竟公开演讲,说临时条款不是宪法,实在没有道理。

贪恋权力的蒋介石最终还是采纳了陶希圣的馊主意,于1960年3月11日,通过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第六次大会,修改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新添了一条“行宪首任总统,不受宪法第47条连任一次之限制,连选得连任”。于是,蒋介石不仅连任第三届总统,且没有违背宪法。

陶希圣为何对蒋介石言听计从死心塌地呢?当然是为了报蒋介石的“不杀之恩”。陶希圣曾和汪精卫混在一起,后来醒悟过来又返回了重庆,蒋介石没有处分他反而委以重任。自此陶希圣便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了。蒋介石去世后,陶希圣在纪念蒋介石的文章中有“不杀之恩,愧无以报”的话,由此八个字,我们也就明白了陶希圣后来为何对蒋介石曲意逢迎,对胡适毫不留情了。

围绕蒋介石连任,胡适的所作所为,无愧于他作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这一身份。自始至终,胡适坚决反对蒋介石再次连任。早在1952年,胡适就给蒋介石写了八页纸的长信:1.希望国民党抛弃“党内无派,党外无党”的心理习惯;2.国民党应废止总裁制;3.国民党可分化为独立的几个党;4.国民党要诚心培植言论自由。无论是孙中山、蒋介石,还是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都可以作批评的对象。

由于雷震不愿妥协,连续撰文反对蒋介石违宪再次连任总统,后来又着手组党。蒋介石下令封了《自由中国》,逮捕了雷震。

这番话显示了胡适的聪明与机智,但他的软弱和无奈也由此显露无遗。

1959年14日,胡适从美返台,有记者问及旅美华侨对总统连任问题时,胡适答,听说纽约侨领不赞成蒋介石参加第三任竞选运动,当各地华侨纷纷致电台湾,敦请总统连任,纽约并没有发出此种电报。胡适还强调,纽约目前是美国最大的华侨中心,现有华侨三万五千人。

当时主管此事的正是陶希圣,他在“监察委员”们提出的“纠正案”作了这样的批示:“此刻以不理宜,希圣”。

蒋介石去世后,陶希圣在纪念蒋介石的文章中有“不杀之恩,愧无以报”的话。

这最后一段话颇使我惊异。难道他们真估计可以不要宪法了吗?”

到1954年5月20日,蒋介石的任期将到,为谋求连任总统,他想借重胡适的声望,为其连任造势,并解决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胡适后来还从美国回台湾担任“国民大会”主席团主席和“总统”选举大会主席,并亲手向蒋介石颁发了总统当选证书。

胡适听了这个回答,非常失望,在日记里忍不住予以讽刺:“我怕这又是三十七年和四十三年的老法子了?他向党说话,党的中委一致反对,一致劝进,于是他的责任已尽了。”

从蒋介石连任成功这方面看,出谋划策的陶希圣居功甚伟;从帮助蒋介石玩弄权术欺骗天下方面看,出“歪点子”的陶希圣难辞其咎。

胡适看到这则标题,只能苦笑说:“这条新闻似是专为我昨天的谬论作‘更正’的”。

1959年,胡适请张群转告蒋介石,希望他能公开声明,不连任总统。

这一次,胡适态度坚决,反对蒋介石违宪再次连任总统。

当时艾森豪威尔总统不满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有意剪除蒋氏,送李宗仁返台“从事民主改革”。此事因李宗仁婉拒而作罢。胡适因此担心美国人扶植其他势力导致台湾陷入动乱。在他看来,当时还没有人代替蒋介石。所以,尽管他对蒋介石的诸多做法深为不满,但他还是全力支持蒋连任总统。

1.盼望总统给国家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一切依据宪法。

《公论报》由此得出结论:“潘陶两位先生在社会上是有相当地位的,他们公开而负责任的说话,足以证明前述胡先生的话不是没有根据的。”

一直沉默的王世杰为缓和气氛,就打圆场道:“各位先生的谈话,都是以总统连任为前提,我们何妨假定总统不连任,再来研究研究这个问题。”

张群答应转告,不过他也为蒋介石作了开脱,说,蒋先生自己的考虑,完全是为了1)革命事业没有完成,2)他对反共复国有责任,3)他对全国军队有责任。

胡适这番话说得很艺术,当然,也很含糊。他没有否定自己骂陶希圣,只是强调有些话“传来传去,传变了质”。至于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就完全靠你去领会了。这样一来,他既不会和陶希圣闹僵,或者说保全了陶希圣的面子,因为他没有公开承认骂他;但同时,他也没有为陶希圣开脱,因为他也没有完全否认自己在私人宴会上说的那番话。

1953年,胡适在台湾和蒋介石晚餐时,当面批评台湾无言论自由。

胡适为何要支持蒋介石连任?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提供了一种说法。

而《自由中国》立即针锋相对发表社论《好一个舞文弄法的谬论》,予以驳斥。社论指出,“临时条款的制定,就是宪法的修改”,“临时条款实构成宪法的一部分”,“增加临时条款,或修改临时条款,也即是修改宪法了”。另外,《自由中国》又发表《曹丕怎样在群臣劝进下称帝的》,借古讽今,对陶希圣这样的“劝进”者予以讽刺和挖苦。

蒋介石去世后,陶希圣在纪念蒋介石的文章中有“不杀之恩,愧无以报”的话。
支持第一次连任 到1954年5月20日,蒋介石的任期将…

同席的王云五则站在胡适这一边,大声反驳张群:“说临时条款不是宪法,这是不当的。民国三十五年冬天在南京举行制宪国民大会,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就强调指出临时条款就是宪法。如此次国大会议中有人提出临时条款不是宪法,我将发言,并且要求调出当时的会议记录,以资证明。”

胡适还在《自由中国》发表文章《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呼吁蒋介石放权,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总统。

3.如果国民党另有别的主张,应该用正大光明的手段明白宣布出来。决不可用“劝进电报”的方式。这种方式,对蒋先生是一种侮辱;对国民党是一种侮辱;对老百姓是一种侮辱。

胡适等人私人宴会上的谈话,被神通广大的记者捕捉到了,并在报上予以披露。其中《自立晚报》的报道篇幅长,叙述细。胡适将这则简报收录在日记中,并批注道:“这一则报道,大致不错,不知是怎么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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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蒋介石的第一次连任。

陶希圣抓住了胡适的弱点

判雷震有罪,按程序,“监察委员”们必须过问。后来,“监察院”调查小组经调查,得出结论:在处理雷案时有“诸多不合”及“失当之处”,并就审判违法事项向“行政院”提出“纠正案”。

至于晚年的陶希圣,则完全沦为一个曲意逢迎、献媚邀宠的无聊政客。胡适斥责陶希圣“荒谬绝伦”,不仅是因为他的“修改临时条款不是修宪”的混账说法,更主要是,在雷震案中,陶希圣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陶希圣提出修改临时条款不算违宪,但即使修改临时条款,国民党也遇到麻烦。因为国大代表人数不够,1949年在大陆选出的“国大代表”有3045人,蒋介石到台湾后,“国大代表”只有1578人。于是,陶希圣又提出“死亡宣告”的办法适用于修订临时条款,也就是说,人数少,也可以开会。《自由中国》再次发表社论《“死亡宣告”可以适用于国大代表吗?》指出:“国民党如果硬想利用那种似是而非、强词夺理的说法,来打破国民大会修改宪法或临时条款人数的困难,自当首先负起‘毁宪’和‘破坏法统’的责任。”

“最奇怪的,是他问我,召开国民大会有什么事可做?我说,当然是选举总统与副总统。